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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论语·雍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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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读《论语·雍也》有感

董军武回答：

　　孔子说：“冉雍这个人哪,可以但任握有一方统治大权的行政职务.”冉雍便向孔子问询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子桑伯子这个人也不错,可惜不依礼乐.”冉雍说：“如果内心充满着‘敬’而言行又表现为‘简’,这样的人来掌握一方统治大权,不也是可以的吗?如果内心便充斥着‘简’而言行也表现为‘简’,这样不是太过于‘简’了吗?”孔子说：“冉雍说的没错.” 　　当孔子评价冉雍时,并没有具体指明,使冉雍可以“南面”的品格到底是什么.但通过冉雍与子桑伯子的比较,我们便可以明确这一点了.但这个比较并不是孔子直接了当地说明的,而是通过冉雍的提问引出了孔子对子桑伯子的评价：“可”但却“简”.问题是,这一评价仍然十分模糊,于是冉雍对“简”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而且得到了孔子的认可. 　　冉雍在分析中使用了两两相对的四个概念：居、行,敬、简.我们可以看到,冉雍显然是“居敬而行简”,而子桑伯子则是“居简而行简”,则“居敬而行简”正是冉雍得到孔子“可使南面”的评价的关键所在.那么,“居敬而行简”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孔子曾明确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读得》14）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见本章后）相对于夏、商二代来说,孔子很明确地选择了周的礼乐文化.在他看来,夏、商二代缺少“礼”对人的修饰（“礼”是周公旦制礼作乐的结果）,因而人显得“野”,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缺少文化,是野蛮人.当然,孔子也不同意在以“礼”饰身时太过于强调“礼”,那样的人显得虚伪,后世理学时期所出现的“假道学先生”便属于这一类型.孔子所要求的是“文质彬彬”,以“礼”合理地修饰自己的言行,既不能太矫情,也不能不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 　　《礼记》开篇说“毋不敬”（《礼记·曲礼》）,而其中所记载的各种对人的言行的规范,其最终的目的也在于使人做到“敬”,“敬”在“礼”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由此来看,“居简而行简”显然缺乏对“敬”的坚持.那么孔子为什么又会认可“居敬而行简”这种对“敬”的解释呢? 　　首先,孔子已经说过要“文质彬彬”,“居敬而行敬”显然太矫情,属于“文胜质”的一面,“居敬而行简”则做得比较好,既有内心的“敬”,又不张扬. 　　其次,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要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则所谓“居敬”正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而“行简”则是对他人的宽容态度.《大学》说：“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也是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表现,同时还说明了只有经过严格地修身,才有可能达到“喻诸人”的目的,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最终理想,这与孔子因为冉雍“居敬而行简”而认为他“可使南面”同出一辙. 　　“居敬”,不但是修身的目的,也是修身的方法,但即使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也不代表我们可以因此而炫耀于人（事实上,如果我们炫耀于人,那代表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做到“居敬”）.“炫耀于人”实际上是内心的“敬”表现到人的言行时的一种错误态度：从大的方面讲,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做到了严格的要求而要求别人也能够做到；从小的方面来讲,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时刻都不忘记在别人面前故意表现一番.“居敬”只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对自己的一种态度.能够做到“居敬”的人,对内而言,能够谨守自己的真人状态,而不让自己在孤独的世界里顾影自怜,对外而言,又能够抵制各种各样的诱惑（包括赞誉和挫折）,而不让自己在喧嚣的世界里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