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即位始,汉朝进入政治、经济全面繁荣的全盛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统治者急于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学说作为治国的理论指导.这一时期,儒学宗师董仲舒阐发了“天人合一”政治论,促成了汉武帝独祟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 　　董仲舒,在政治上的基本主张是王权大一统,注重等级原则和华夷之辨.董仲舒着力阐发了《公羊传》中大一统的思想,又吸收了墨、法、阴阳等家学说,对《公羊传》进行了神秘主义改造,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即天人合一政治论. 　　天人关系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董仲舒所讲的天则含义复杂,且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他所说的天既有理性成分,也有神秘因素,既指自然规律,也包括伦理原则.这样的天的权威自然是至高无上的.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他认为：首先,人是天所派生的.人是天以自身为参照,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其次,“人副天数”.由于人是天创造出来的,人从外在形体到内在的感情、道德、意志等方面都体现了天的意志和规律.再次,天涵容人,并与人相沟通.天在运行之中,产生了阴阳五行,并通过它们与人相沟通.其四,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各有其独特的作用,它们对于人类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人不能脱离其他因素而单独存在,必须以天地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人与天相同而又相通,所以说：奉天成为处理人类社会政治问题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现实政治中,董仲舒主张君权至上,拥护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为巩固这一体制,保证汉家天下的长期延续,他为君权至上的合法性、合理性、神圣性作了精心论证. 　　他的天人合一论已经树立了天的无上权威,认为天的意志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命运.于是他提出君权天予说,阐明君权的来源和权威性.董仲舒认为天与人可以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并非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资格与天沟通.人与天的沟通是通过一个中间环节来实现的,这个中介就是“圣人”.对于天,圣人是人类的总代表,对于人,圣人则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执行着天的意志和命令.圣人对应于实际政治就是王.王就是现实的圣人,圣人则是理想的王,圣人与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王在实现政治中承担着圣人沟通天人的职能.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天子秉承天的意志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既然君主代表天,拥有天所授予的权力,那么,臣民对君主也就只能毕恭毕敬,惟命是从,否则就是对天不敬,逆天而行了.臣民服从天就像地从属于天一样的天经地义.君权神予说直接导出了君尊臣卑,维护了君主的集权与专制. 　　董仲舒在论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同时,也指出了天的权威是高于君主的,君主居于万人之上,但也要尊天敬天,受天约束.如果君的行为不符合天意,天就会以灾异的方式给出警告,要求君主改正,适当调整政策.如果君主一意孤行,天就会给予责罚,必有灾祸降临.这就是所谓“天谴说”.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天的权威则是虚幻的,在没有法律、制度保证的情况下,以天制约君权常常流于空谈,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天谴说体现了统治阶级自我调节的愿望,是其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董仲舒认为的天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体现为阴阳分合运行.阴阳之道是宇宙和社会中的普遍规律,世上的所有事物都是这样的阴阳组合,阴阳两方虽然共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阴兼于阳”,阳处于主宰、制约的地位,阴处于被支配、被制约的地位.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主从关系.天道是这样,所有其他阴阳关系也是这样,都是阳的一方支配阴的一方.体现在社会政治关系上,就是君、父、夫分别支配、决定着臣、于、妻.君臣、父子、夫妻是当时社会诸种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这三种关系的内在法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所谓的三纲.统治者只要处理好这三种基本关系就能有效控制整个社会.三纲根源于天,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董仲舒的阴阳合分论为君主政治提供了精巧的合法性沦证.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论,由天人关系、天道运行规律论证了君权至上和等级原则,又主张以天制约君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从而提高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适应能力,这是儒家政治学说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