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25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___

A．作为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的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孔子从当时所流传的三千多首诗歌中编订出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

B．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在删选诗歌时，不只是进行简单的文献整理，而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的标准，即“取可施于礼仪”。

C．作为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司马迁、班固和王充都认同“孔子删诗”，这一定基于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

D．因为先秦典籍引《诗三百》以外“逸诗”的数量远远达不到司马迁所说的数目，唐代孔颖达由此对司马迁的“删诗说”表示怀疑。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___

A．虽然南宋郑樵、朱熹和唐代孔颖达的观点相同，他们都对“”孔子删诗说表示怀疑，但是整体而言，这种怀疑并没有被当时的大多数人所认可。

B．因为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人都认为孔子不曾“删诗”，这就动摇了司马迁以来对《诗经》的基本判断，并且影响到了现当代学者。

C．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他们通过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而当代学者往往尊重和接受传统文化，大多支持“孔子删诗”说。

D．从孔子至司马迁这400余年的时间之内，因为当时社会都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意义，所以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___

A．朱彝尊、赵翼、崔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