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的升级将中国导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面临战略目标与战略环境、战略资源的反差,以及新发展观与旧发展观、旧体制、旧利益格局之间的激烈碰撞 　　中国发展战略的升级,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出巨大挑战.5000年来农业立国的历史与传统,面临着同时完成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转型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理念、思想、体制、机制、利益格局发生激烈冲撞与交锋,13亿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自觉与否,均同时步入一个超级大课堂,不断学习、解决从内心的互相认同直至大国关系这样的课题,共同谋求适应、推动这一亘古未有之变. 　　从个人的全面发展,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家建设,微观与宏观问题千头万绪,矛盾交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启航.平稳、安全、快速地驶过这段充满风险的航程,对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开放冲击 　　加入世贸组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开放态势,与国际经济的全面接轨,使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 　　2004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为6％,是1982年的5倍,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56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中国已跻身国际市场最大开放经济体之一. 　　开放的经济态势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和需求,并使经济运行中的新老问题、结构体制纠合伴生的弊病、对外经济中不容回避的矛盾凸显. 　　●艰难承受的经济之“重” 　　全面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传统的粗放式产业扩张重新显现,伴随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 　　入世三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十分显著,2004年的贸易规模相当于2001年的2．3倍,贸易增长连续多年都在30％左右,但是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国民福利增长与贸易的高增长并未同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说,目前外贸增长更多的还是源自数量型的增长. 　　赵晋平分析,2004年,中国出口增速为35．4％,出口价格上升了5．3％,而进口价格上涨10．3％,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在下降,这说明中国从外贸中得到的国民所得不高,对外贸易还是依靠数量型增长,对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扩容,中国进入第二次重化工业扩张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经历了1998年之后的调整改造,食品、轻纺、家电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市场需求饱和的情况下,开始更多的转向国际市场发展.同时,随着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汽车、住房、电子通讯等新兴产品加快增长,这带来了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基础产品和原材料产品以及各类设备的需求.伴生而来的是部分行业出现短缺,导致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电力等部门高速增长,同时也使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弊端重新抬头. 　　在经济规模扩张下,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张立群认为,中国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源浪费和使用粗放的“痼疾”不仅仅对国内有影响,也在国际市场中有所表现.2004年我国有20多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价格一路走高,石油进口亦跃居世界第二,而铁路的请车满足率只达到35％.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煤电油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加剧,安全生产事故增加等都敲响了警钟. 　　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明显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保障我国外部资源、能源供给安全性.赵晋平说,目前,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的资源、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新的要素供给.尽管我国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但在增量中我国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回避不了的现实,也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背景下值得探讨的课题. 　　●体制竞争亟待出手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不断提高档次.从产品竞争进入产业竞争,从经济竞争进入体制竞争,变革的压力已由经济领域传导到政治、社会领域. 　　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与发展质量是决定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而在中国,体制束缚尚未完全打破.张立群认为,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需加快完善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即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机制,而目前仍有一些体制弊端影响企业的自主性,这包括市场和产业准入规则不完善,执行不严格；土地管理方式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各级政府部门对投资和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过多,国有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机制仍然存在等. 　　此外,目前的风险应对机制、防范、监管机制等仍是在过去尚未完全实行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确定的.赵晋平说,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相互影响非常直接.世界经济一旦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内.因此,需要在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重新考虑建立风险防范应对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再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并尽可能增加体制的应变性.这将直接对政府体制带来影响,“倒逼”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政府转型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正是下一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症结”.从目前看,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或越位、或错位、或缺位有关.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重点抓投资体制特别是“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打破“行政性垄断”. 　　在改变经济调控方式的同时,政府职能转变还要调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张立群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前,由于偏重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益性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特别是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反差较大.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以后,人口、就业、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极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而这是政府必需解决的. 　　●学会驾驭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大多数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也快速提高,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进入贸易摩擦的多发期.迄今为止,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自加入世贸组织到2004年11月底,国外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37起,涉案金额约35亿美元,涉及产品约4000种,涵盖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其中农产品、纺织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