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小康与大同是对立的.最彻底邪恶化的“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不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吗?,《礼运》的作者对小康社会是名褒实贬的.针贬之一,公开指出小康的前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丧失了“大道”而以天下为家的社会,自然不是理想的社会.针贬之二,这个在家天下统治下的小康社会是个人各为己,自私自利,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社会,而这些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和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都是因为“大人世及”引起的.针贬之三,这样的小康在漫长的三代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人才差可达到,实际上在“谋用是作”的环境里是无法达到的.打开人类历史,见到的尽是“在势者去,众以为殃”的可怕事实.为了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残,叔侄相害者更有之.就以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年代为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至于遭殃的民众,就没有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所以,《礼运》的作者描述小康,表面上在歌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盛德,实际上是在抵制天下为家的“大人世及”制度,旁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