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四声别义是同源词的一类,它跟写成不同汉字的声调有别的同源词在语源上同质.如果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之间存在着写成不同汉字的意义相关而不相同的同源词,那么一定能证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四声别义.通过对上古反映声调的材料的考察,这类跟四声别义同质的同源词在“平：上”“平：去”“上：去”“去：入”之间都存在着通转关系,所以上古汉语一定存在着四声别义现象.清儒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既承认上古汉语存在着这种类型的同源词,又反对上古汉语有四声别义,这两种主张是矛盾的. 　　一、前人对同源词和四声别义关系的看法 　　拙文《上古汉语四声别义例证》（载《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1期）,试图通过上古韵脚字证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四声别义现象.其实,要证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四声别义,我们还可借助另一项有力的材料,那就是上古同源词.四声别义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现象,通过同源词研究四声别义,正是从语言上认识这种现象.清代绝大多数学者之所以否认上古汉语有四声别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研究四声别义问题上,他们囿于汉字字形,没有升华到语言的高度来认识这种构词现象.他们承认上古汉语有声调,又承认上古汉语有同源词.我们今天以他们所得出的这两点重要结论（特别是写成不同字形而声调有别的同源词）为基础,来证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四声别义现象,应该是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 　　清儒中,段玉裁、王念孙常能摆脱汉字字形的束缚,从音和义的结合去研究词义；他们对上古声调和同源词都有精深的研究.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都没有明确地把四声别义和同源词联系起来,更没有把两声各义的那些具体字看成不同的词,从而把它们纳入同源词的范围. 　　现代语言学家已经逐步做到了这一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1934年撰《汉语词类》(《Wordfamiliesinchinese》),把同源词跟一字异读联系了起来.他归纳同源词之间语音上的关系有起首辅音、中介元音、主要元音、收尾辅音种种转换法则.他所列的同源词中,就有“从、背、分、长、朝、见”等不少两声各义的字,其中有的只是声调之别.1949年,高氏撰《中国语言概论》(《TheChineselanguage》),在“不送气清声母和送气浊声母的转换”中,他举了“见、解、辟、长”这些用声母区别意义的例子；在“清韵尾辅音和浊韵尾之转换”中,他举了“恶、度”这些用韵尾区别意义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写成不同汉字的同源词和写成同一汉字的同源词（包括两声各义的字）放在一起加以讨论,这是一个进步.Bodman于1950年给高氏《中国语言概论》所作书评中指出：“有一种变换的类型高氏没有包括在他的讨论中,虽然他深知这个.这是声调的变换.”Bodman举了“知：智”“宜：谊”这种字形上有了分化、声调上有对比的两组字来证明汉语中存在着声调转换类型的同源词. 　　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汉语同源词研究集大成的著作.《同源字典》把变音别义的字纳入同源词中,其中就包括四声别义的字.王先生对四声别义的字跟汉语、汉字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同源字论》中说：“分别字可以产生,也可以不产生,例如‘长’字,既是长短的‘长’,又是长幼和‘长’,至今没有人造出分别字.但是‘陈’字就不同了.汉代以前,陈列的‘陈’和行陈的‘阵’同形,汉代以后才产生了‘阵’字.他认为,四声别义是同源词的一种.显然,所谓“如字”,就是原始词；所谓“破读”,就是滋生词.滋生词跟原始词在字形上的关系是次要的：滋生词可以造出分别字,也可以不造出分别字；但它们在语言上的关系是一样的.有时候,人们原来不给滋生词造出分别字,后来才给它造出分别字.这就启发我们：四声别义跟写成不同字形而声调有别的同源词的区分是相关的,我们可以借助写成不同字形而声调有别的同源词来研究四声别义.王力先生《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中列有“同音不同调的滋生词”,其中既有写成同一字形的,也有写成不同字形的,都是透过文字的表面现象,从语言的立场观察声调辨义现象而得来的深刻认识.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从写成不同字形的同源词来研究上古汉语的四声别义；但是许多研究都局限在去入通转的范围内.我们知道,去声跟入声的分别,除声调外,还有韵尾的不同.单从去入通转去论证上古汉语存在着四声别义,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人们很可以说,去入通转是韵尾的转化,而非声调的转化.高本汉在《汉语词类》和《中国语言概论》中,就把去入通转看成是韵尾的转换.只有清楚地研究了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存在着转换现象,才能真正从同源词角度证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四声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