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活动在扬州一带的郑燮（号板桥）,金农等,被人称为“扬州八怪”.“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会于诗文书画之中,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郑板桥在潍县署中的那首画竹题诗,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做官者的座右铭,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板桥诞生的时候,清朝的武力征伐业已结束,他所生活的“康乾盛世”实则是一幅在繁荣背后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众生图,即奴才走狗、市侩、狂生、考据迷、理学家等混迹一堂.之前,郑板桥曾于扬州鬻画；待到罢官后,再来扬州,其画受欢迎的程度虽远非从前可比,但卖画养家糊口却是相同的.因此,他用一方“二十年前旧板桥”来表达人世瞬忽而我依然如故的感慨.既傲于自己不曾因当官而稍改自己为人的风骨,亦悲叹于自己卖画糊口终老的实际境况. 　　其实,板桥起于青萍之末,是很想用自己进仕机会为民众做点有益的事.科举应试是彼时士子腾达的惟一途径,故尔板桥于此用心尤多,用力甚勤,一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就是他苦学历程的一个缩影.本来这样的苦苦追求,对于长于寒素之家,生于草莽之间的板桥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猛烈的追求,所寄希望越大,其失望就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当他想以寒微之躯为劳苦大众做点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现实对他的教育却是无情的.要达到在官场游刃有余的境界,除非你与大批的贪官庸官同流合污,打成一片,否则生活在官场上就于心不安.而要想救民于水火,又谈何容易?想以德泽加于民,而又不善于趋迎阿谀,溜须拍马,在官场哪有不失败的呢?板桥为官后,正是做不到糊涂圆融,常常得罪上峰,尽管他耿介地自称为“橄榄轩主人”,以放言高论、臧否人物自许,但最终就在他书写“难得糊涂”一年后而去官.鲁迅先生说,他只不过“叉手叉脚”地“表现了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而已（鲁迅《淮风月谈·难得糊涂》）.但是板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那些神出鬼没的艺术创造,竟然不如这句牢骚话能得到更广泛的响应,而被今人所青睐. 　　说起“难得糊涂”,还有一段神奇的来历.郑板桥在山东任上,一次游览莱州的去峰山,本想观赏其山中郑文公碑,但因盘桓已晚,便借宿于山中一茅屋,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自称“糊涂老人”.主人家中陈列一方桌般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良.郑板桥大开眼界,赞叹不已.次日晨,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以便于刻于砚背.郑板桥即兴题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后面盖上“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方印.因砚台大,尚有余地,板桥就请老人写上一段跋语.老人提笔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门也.”他也用一块方印,字为“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见之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隐居于此的高官.由于感慨于“糊涂老人”的命名,板桥又提笔补写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两人如遇知音,相见恨晚,遂谈文说词,畅谈人生,结为挚友. 　　纵观郑板桥的一生,从“一官归去来”,到“三绝诗书画”,人们可以看出,政治抱负与艺术创造,虽然所需要的素质和评价标准不同,而要将其集于一身,其难度可想可知.当官,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不惜手段地洞明人事,而且还须具备运筹于股掌之间的本领,而对艺术创作则需要一副与世无争的“在野”心态,能不时以民间的活力,作为一块浇灌自己心灵的圣地.郑板桥正因为有“一官归去来”的经历,最后才有“三绝诗书画”的收获.虽然我们不能就板桥绝大的艺术成就而感谢官场对他的“修理”,使他及早迷途知返,但官场的失败,带来了艺术的幸事,却是不争的事实.板桥的晚年生活,在他自己的《靳秋田索画》里曾作过详尽的表述：“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非以供天下人之安享也.”其实板桥作为一位狂放的文士,活在那个暗昧专制的时代,不合时宜的命运是铁定了的.他的苦处不仅在于“我于困顿已无辞”,而且还在于他的艺术创造对时代的超越性,所带来的对他无尽的误解.即使他与世俗社会妥协,且向它们投降,世俗社会仍然认为他不够彻底,“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自遣）.既然事情是这个样子,板桥也就只好放野,一路的狂怪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