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上的理想主义 　　现代国际关系学上的理想主义又称法理主义或规范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对格劳秀斯和康德等理想主义外事哲学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1889年,威氏发表了《国家论》,提出应当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实现道德理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制定了十四点和平计划,诸如公开外交、集体安全、国际法律、民族自决等等,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在威氏的倡导下,西方国家在1919年成立了国际联盟.后来法、美等国又在1929年签定了“非战公约.”理想主义可以被视为是第一个国际关系的理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浮现,以解决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控制和限制战争的无能.早期的拥护者包括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英国下院议员诺曼·安及尔（NormanAngell）,安及尔主张国家互相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利益,而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注定是没有益处的.不过自由主义的理论要直到被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嘲笑为理想主义后才被定型. 　　另有齐默恩的《国联与法权》也是理想主义的代表著作. 　　理想主义的理论前提是道义和法律,其基本主张是： 　　1．实现欧洲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是消除战争的主要条件. 　　2．秘密外交是导致敌对结盟和冲突的根源,而公开的协议则是避免战争的途径. 　　3．摒弃传统的均势体系,代之以集体安全体系. 　　4．建立普遍的安全机构—国际联盟. 　　5．诉诸公众舆论,因为公众舆论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强大武器. 　　6．强调人的价值,认为人性本善,可通过建立和巩固国际合作实现人性善良的一面,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可逐步消除战争思想. 　　理想主义的实质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用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因此它的破灭是必然的.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30年代起,理想主义的主张开始受到人们的批评. 　　理想主义具有一定的缺陷： 　　它是一种超脱现实和世纪的政治理念,缺乏实证的精确的研究,没有提出世纪的理论分析方法,忽视历史经验. 　　[编辑本段]理想主义的社会模型 　　理想主义对社会的认知与宣扬常常导致乌托邦主义. 　　绝对意义上的理想主义社会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体现着人类对美好事物与社会的憧憬. 　　乌托邦主义是理想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表达,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Thomas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Bellamy）的《回顾》（Looking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沈没於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First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却使理想主义社会产生某种现实化倾向.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ofthe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於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form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或anti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鸟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於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Marcuse）的《论解放》（AnEssayon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