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