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有很多,除了学界普遍认同的诸如"天人合一"、"和为贵"之类的特点外,最富个性的特点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崇尚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重视政务的价值取向、推尊入世的处世哲学、强调统一的政治理念和光宗耀祖的功名思想.关于文化的概念,学术界尚无公认的定义.从结构要素看文化不仅包括作为知识形态的哲学、宗教和各门具体科学以及蕴含于这些学科之中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包括作为非知识形态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和民族精神等.在这些结构要素中,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必然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深层土壤之中；不同民族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不同类型和特点的文化.而“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那些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物质生存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造成.”因此,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必须联系繁生中华民族文化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进行分析.(一)地理环境的隔绝状和大陆性文化中华人民生活在富饶的东亚大陆,东临浩淼的太平洋,西北有漫漫的戈壁横亘其上,西南有险峻的青藏高原耸立.这种一面临海,三面是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的地理状况,给版图辽阔的中国,造成了内部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使中国古文化获得了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而这种“隔绝机制”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所以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文化虽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进行过颇有深度的交流,但中国古文化系统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没有出现过象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民族的文化因异族的入侵而被摧毁或中绝那样的“断层”.但另一方面,地理环境的隔绝状态却同时滋生了中国古文化强烈的中央观念,形成了闭锁内向的思维定势和自足心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人心中只有“中国”,没有他邦,或者把自己的国度看作是世界的中心,以“天朝王国”的心态傲视周边各族和异域他邦.这就使中国文化不可能象希腊海洋文化那样,通过海外贸易和向外扩张,在汇集古代世界各条知识之流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中国古文化是在封闭状态下独立地产生,而且比周边各族成熟较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模式,因而在往后的发展中更注重自身体系的整合和自我意识的完善,更强调对传统的评价和解释,并通过对传统的解释和阐述求得发展.对于外来文化,则往往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即使是吸收,也是重其同,斥其异,并最终将其融化于自己的体系中.(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一个家庭便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内部实行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生活所需,各个家庭和社会组织彼此间只有简单的交换关系,没有精细的分工.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推行“重农抑商”、“仰本抑末”的政策,对小农经济实行严格控制,限制农民迁徒或改业,使农民世世代代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日出而作、日入而归的简单再生产.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生活目标,不过是“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畜妻子”,“幼有所养,老有所终”,以保持安居乐业、稳定和谐的状态.这种规模狭小,简单重复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明显的保守性和狭隘性,而缺乏希腊工商文化那种竞争、冒险的进取精神和向外扩张的四方观念.如钱穆先生所云：“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唯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农业自然经济的性质也决定了农民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很大程度要靠天吃饭.而对于天灾人祸的发生,人们又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在农民的心目中,天(自然)是可敬又可畏的.它既能给人造福,也能给人降灾,人对于天意只能顺从,而不能违抗.而且,农民的实践经验也决定他们必然采取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农业生产必须趋农时,赶季节,及时耕作；作物培育必须“顺物之性”,遵循植物生长发育的规律；抵御洪水灾害,必须因势利导；疏通河道,引水排洪.如此等等,都是一种顺应自然、“道法自然”的方法.因此,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占主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