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哲学的精神,就是陆王心学的精神.当然,它是当代的陆王学（或者叫“陆王心学的当代形态”）,是吸收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加以改造和重构的陆王学.牟宗三用“道德的形上学”来概括这一精神.他说：“‘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1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牟宗三借鉴并改造了康德有关区分“现象和物自身”的理论.在康德那里,“物自身”是一个虽然存在但又不可知的客观实在.和康德不同,牟宗三拒绝承认物自身是一个事实概念,也拒绝承认物自身的不可知；而是认为,物自身乃是一种有着高度价值意味的概念,也就是一个伦理实体、道德实体,因而人们完全可以凭借“智的直觉”来认识它.这样一来,作为伦理实体、道德实体的物自身就不再仅仅具有消极的意义,而是积极的、真实的,能够“呈现”的,由此开出的则是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睿智的世界、生命的世界.牟宗三认为,这个世界与感性的现象世界相对待、相区别,而又在终极的意义上影响、统摄和决定后者.换句话说,正是通过“道德良知”或者“智的直觉”,这个世界才呈现出一个真、善统一的形上实体,天与人也由此达于一体.但牟宗三并不是只讲良知呈现、智的直觉,他还讲“良知坎陷”、“识心之知”.他认为,道德的形上学包括“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两个层次：由“无执的存有论”,我们可获得一超越的形上世界,以此说明道德实践、价值创造及成贤成圣的根据；由“执的存有论”,我们可获得一感性的现象世界,以此说明科学知识及其对象如何可能的问题.就两者的关系来说,牟宗三主张“从上面说下来”,也就是先由“智的直觉”而成立“无执的存有论”,再经过“良知坎陷”而成立“执的存有论”.把科学问题提升到存有论的层面来加以探讨,这标明了牟宗三哲学确有高于传统儒学之处,但问题是业已完善的“良知”何以要“坎陷自身”,则始终是牟宗三难以圆满回答的.将儒学的发展史分为三期,并非始自牟宗三,但只有牟宗三对这一思路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在牟宗三看来,儒学三期的划分及其特点是：第一期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铸造期,此一时期“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其特点是“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第二期是“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第三期指的则是当代新儒学,“此特殊性之规定,大端可指目者,有二义.一,以往之儒学,乃纯以道德形式而表现,今则复其转进至以国家形式而表现.二,以往之道德形式与天下观念相应和,今则复需一形式与国家观念相应和.”儒学为什么需要“第三期之发扬”呢?在牟宗三看来,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虽然有着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但又不仅仅表现为一思想一原则,而是始终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的.换句话说,儒学既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根据,又反过来为历史文化的发展所运用.然而,自满清入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之厄难,民族生命一直未能复其健康之本相.因此,按照牟宗三的观点,如想求得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前提就必须是复兴儒学.在牟宗三看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为一常道.儒学作为一“常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孔子仁义并重,强调仁义于人生的精神价值,此“仁义”二字构成了“常道”的核心内容,后来经孟子、宋明儒者大力阐发,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内心准则；第二,孔子所言仁义,紧扣着历史文化,而非单纯的道德规范,所以中国的一切典籍皆是“理性之客观化”,或曰“客观精神之表现”.基于儒学发展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牟宗三进而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我们下边将要介绍的“三统”说.所谓“三统”,即道统、学统和政统.“三统”说是牟宗三针对中国儒学乃至全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而提出的建设蓝图.如果说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三统”说则是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归宿.对于“三统”的内涵,牟宗三曾有一简短的说明：“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1牟宗三认为,儒学要想进一步发展,这“三统”是一样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此前的新儒学（比如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的儒学）普遍有着强烈的反科学的情绪,认为以科学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会造成灾难.而牟宗三却认为,儒学如想复兴,中国文化如想重建,就不能忽视学统和道统这两个方面——这是很积极、很进步的主张.实际上,牟宗三的“三统”说讲的乃是儒学的一个老话题,即“内圣外王”问题.从“三统”说的内涵来看,牟宗三的主张就是：首先,要肯定儒学的道统,以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本大源；其次,要把儒学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以开出“新外王”,即发展科学（学统）与民主（政统）.这里的关键是,牟宗三虽然肯定科学与民主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强调科学与民主的发展不可以采取某种外在的“加添法”,而必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即从民族文化生命的内部开显出来.这也就是说,他认定学统和政统应由道统开出,具体来说,就是由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但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到底能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呢?牟宗三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向来“没有开出来”科学与民主,但他接着认为：“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在他看来,只要儒家的道德理性（即良知、性体或仁体）主动让开一步,从“往上讲”转为“往下讲”,或者转一个弯,从“直通”转为“曲通”,便可以“转出知性”,从而开出外王事功.而“转出知性”的途径就是所谓“良知自我坎陷”,即“良知”主动地由“无执”转为“执”,因为“不这样地坎陷,则永远无执,亦不能成为知性（认知的主体）”.但牟氏此说殊为晦涩,自身的矛盾是很明显的,所以曾招致众多论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