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有准入条件。家长须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且是常住人口;学生本人要在该地上学;当地城市需要这个行业群体。北京称,正在研究具体方案。上海则透露,将综合考虑外来务工者在沪的职业情况与其随迁子女的就读年限。(9月7日《新京报》) 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大学最多、外来务工人员又不少的城市来说,由于教育资源、城市承载能力的有限,因而要制定出均衡各方利益又不含糊其辞的异地高考方案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外来务工家庭而言,自然是希望门槛越低越好。而反之,本地居民则为了维护自己子女的升学几率,则会呼吁政府制定严格的条件要求。 异地高政策出台的最核心的目的不在于务工子女回老家参加高考的过于麻烦,也不在于务工城市和老家所在地的教材不同,其主要在于要解决一个机会公平性的问题,即让更多的人能在同一水平线、同一标准下竞争大学名额。 正是基于这最主要的公平性,笔者认为,北京、上海的异地高考方案应当循序渐进,而不要急于一时将门开得过大。 近几年来,随着北京、上海本地考生人数的减少,两座城市高校本地招生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比如复旦的本地生比例已从09年的34%下降到今年的不到30%。但是,在异地高考开放后,本地考生的人数将会随之上升。目前在京、沪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都接近50万人。如果简单地将这50万按9年来分摊,那么每一年级的人数约5.5万! 假设北京、上海的异地高考方案全部接纳这每年5.5万的外地学生,那么这些学生的家长自然会对此拍手叫好、大喊公平。可一旦按照这种看似公平的方案来执行,那么高校的本地学生招生比例则难免会大幅度地上调。这样一来,外地学生的招录人数则会受到不小的影响。那么在外省市的、参加当地高考的学生的录取分数线将会卓然上升。如此,由异地高考所希望解决的公平问题则又会冒出一系列新的不公平的问题,总不见得为了让孩子容易上大学,所有的外省市职工全部跑到上海来打工吧。 因此,对于北京、上海这两个特大教育城市来说,要兼顾所有领域、所有方面的公平性,则无疑需要步步为营地、按照一定的门槛条件来逐步推进异地高考,不能心急地一口吃下热豆腐,而这一公平性的递进进程则需要全体家长和学生的共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