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秋经》开篇首句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对此,《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所说的“大一统”问题,指的是春秋时期诸侯一律听命于周天子,即全国由地位至尊无比、权力至高无上的周天子进行统治.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中华帝国的统一,董仲舒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得到武帝的支持,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董仲舒特别强调儒家"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因此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1].历史的发展使这一元典精神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思维观念及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台湾学者李威熊指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安详而有层次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2000多年来始终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不像面积与中国等大的欧洲,一直四分五裂,国家居然有二三十个之多,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博大能容.”[2]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始终.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特质.陆游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中华民族盼望和守护国家统一的心理写照. 　　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探索 　　四海一家,万邦和协是我国的人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心理趋向和精神模式.先秦时期,华夏的初民们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创造着璀璨的多元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珍珠般地镶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各自发展,在当时并没有整合成统一的文化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植根于共同地域基础之上的、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扩大,终于形成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社会局面.客观形势促使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人们开始酝酿国家的大一统问题.然而,大一统还只是当时人们头脑中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先哲们还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各个方面对未来的大一统的国家模式进行了探索,为后来的中华大一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在我国的元典文化古籍中,大一统的理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山海经》——大一统的自然地理观 　　《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著作.根据顾颉刚先生考证,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山经》把全国分为东西南北中5部分,以今天山西省的西南隅和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山经》,自此以东为《东山经》,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分别加以描述.《山经》以山为纲,分述方向和道里,后附记相关的地理知识,如河流、动物、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共5卷,又称《五藏山经》.《海经》有8卷,《大荒经》并附《海内经》共5卷,记录了古代的人们对于远方的地理知识,内容充满了怪异和迷信.《山海经》首次用地理大视角来描述客观世界的状况,其意义不仅在于描述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表达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追求国家统一的自然地理观. 　　（二）《尚书·禹贡》——大一统的社会经济观 　　《尚书·禹贡》是先秦时期一篇系统的古代地理文献.它以简洁的文字描述当时中国的地理概貌,以分区的形式表达区域地理、疆域轮廓和各区域的农业、物产、贡赋,同时系统记录山脉、河流、土壤、田地、道里.《禹贡》描述各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贡赋等级和入贡道里,其目的是服务于当时的经济大一统的需要.《汉书·地理志》序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古人尊禹为神,相信禹平定天下,因此有“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的说法,禹迹也就成了天下的代称.从《禹贡》的名称来看,贡赋是该篇文献的重心,侧重表达远古时期中国辽阔大地上的社会经济状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希望实现经济统一的强烈愿望. 　　（三）九州和畿服制——大一统的政治地理观 　　《尚书·禹贡》把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称为九州.这种地理区域的划分,虽然还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反映了华夏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他们的地理视野也随之拓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向往国家统一的超越心理和思想倾向.同时,九州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地方制度,展示了人们向往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蓝图.“畿服”之说最早见于《国语·周语》,祭公谋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即所谓的五服.《尚书·禹贡》也表达了五服的观念：“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按照书中所描绘的、以方五百里或以方千里这样整齐化一的尺度来划分天下,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古人以丰富的想象来表达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却是真诚而又热切的. 　　向往国家统一,整合多元文化,还只是先秦时期哲人的理想.在政治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产生,为继之而来的秦汉统一王朝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大一统思想的实现与巩固 　　公元前,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上的空前的统一,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秦始皇北逐匈奴、南定百越,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形成“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3]的庞大帝国,初步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地域基础.秦始皇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把中国纳入到统一的模式中去.汉代继秦之大一统,进一步经营、促进和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土疆域的大规模扩展时期：“南抵岭南,北达贝加尔湖,东临大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奠定了统一的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地理基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不但从精神层面上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观念与民族精神,而且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就是秦汉时代所奠定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它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民族心理特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操守.在历史上,尽管中国社会分合无定,但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却愈加强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心理底层的、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沿着国家大一统的轨道行进,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主旋律.纷争离合的政权更迭、际会风云的古今之变,无不围绕大一统这条主线展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三个发展周期. 　　第一周期：先秦到秦汉的大一统.相传,黄帝有百里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