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沿用了汉代的选官制度,以察举、辟署、征召为主,辅之以任子等其他形式,并以九品中正制为选官之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孝廉、秀才,须经朝廷考试.孝廉试经;秀才试策.有时地方也考试孝廉、秀才,但不作为定制.主要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 　　曹魏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 　　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和领导的黄巾起义,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一些躲过革命风暴的士族地主,陆续向魏、蜀、吴三个鼎立的割据政权靠拢,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做丞相之后,为了延揽“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当时遭到东曹掾何夔的非议,他认为“自今用人,必先捡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反映出士族想控制选官的要求.曹丕即位后,陈群提出九品官人法.《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的话： 　　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 　　又《通典·选举》说： 　　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方错杂,详覈无所.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迁.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低.又制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 　　初立中正时,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说： 　　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 　　中正应以现任官兼,凡致仕官员一律不得受命.中正的主要任务是品评人物,分人物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称为九品),按品推荐给朝廷.《通典·选举》注说： 　　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於本土.欲征源流,遽推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皆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以吏部不能审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中正品第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晋书·石季龙载记》载季龙下书说：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搢绅之清律,人才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 　　可知自魏至晋都还是以三年一次的调整品第为常例. 　　中正品第人物时,用黄纸写定,藏於司徒府,以备选举时参考.这种定品的黄纸,很可能就是后来黄籍的前身,九品中正创立时,尽管有将选举权收归中央的企图,但事实上却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从而巩固了门阀的统治.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实际上是对世族地主的让步,使他们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曹丕采用这个办法是为了争取世族地主对自己代汉的支持,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政府(吏部)选择官吏的一般原则是参照州郡大小中正所定的品级,定上品(指一、二、三品.西晋以后,降三品于中)的人为高官,定下品的人任低官.这里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九品中正”的“九品”,和官吏分“九品”不是一回事.例如县令中品秩最高的是六品,但担任县令的人往往是从中正品级中的第三、四品中选择.中正的品第虽然不一定是官吏的品秩,但也并不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入仕做官有密切的关系,官位必须和品第相符,降品就等于降官. 　　西蜀承两汉旧制,选贤任能,不重门阀.《三国志·诸葛亮传》说：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以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从诸葛亮这段表文可看出刘备用人标准是重品行、重才能,倾听臣僚的意见,从实践中考察,选拔有专长的人才的.只要有治国之能,不论出身和地位,均破格录用.所以诸葛亮才能从“布衣”而成为蜀国的丞相. 　　吴大帝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孙权下诏以四科取士.《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说： 　　权正月诏曰：郎吏者,宿舍之臣,古之命士也.闻者所用,颇非其人,自今选三署,皆以四科,不得以虚词相饰. 　　编辑本段两晋的选官制 　　两晋选举常科,仍依曹魏之九品中正制,《通典·选举》说：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 　　这一时期,世家豪族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势力.在中央做官的,多是世家豪族;作各州、郡大小中正的,大多也是世家豪族.所以,大小中正品第人物,只重门阀,不论才智,全凭个人的好恶,对政府完全不负责任.《晋书·刘毅传》记载,刘毅上疏论九品中正之弊有八损,其一说：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贿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於身,必见割夺;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其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刘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九品中正制“实为乱源”.他所谈的虽是晋时的情况,但积习始於曹魏.虽然《晋书·挚虞传》谈到挚虞“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但吏部选用官吏之后,如果发现其人行为与品状不符,却从来没有以此谴责中正的;即使有,也“诏原之”.这就使得州郡中正更加为所欲为了. 　　《晋书·段灼传》载段灼陈五事疏说： 　　今台阁选择,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当时反对这种制度的人,都承认它是为权门世族服务的.当时充任中正者,自己必须是二品;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是世族.这样世族自然把持了选举权.《太平御览》卷265引傅畅《自叙》说： 　　时请定九品,以余为中正,余以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又兄宣年三十五为扬州都令(疑当作都正),余以少年复为此任,故至于上品,以宿年为先,是以乡里素滞屈者,渐得叙也. 　　傅氏是北地泥阳人,疑不得为扬州都正,或当是秦州之误.傅畅祖孙、父子、兄弟都充任本州中正,实际就等於世袭.这可证明世家豪族独占了选举机构.他们所品定的人物,自然要以门阀为先了.傅畅自云以“宿年为先”,这只是在上品之中定先后次序而已.所谓乡里评定,本重道德的规定,在西晋时期已成为不重要的条文了,只有在降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