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由现在起,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一0八0）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攀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停,他的说法又不同.章停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也,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桌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