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 　　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赫和莫扎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橡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出,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 　　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当初训练拳击的时候意外伤到了左眼,视力下降,从那以后他左眼的视力再也没有恢复过）,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像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左膝盖被机枪打碎,被迫手术换了一个白金膝盖.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还有少数弹片至死都保留在他的身上.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个年老的侍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和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 　　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土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