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 　　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原著的译本占了绝对优势.同时,大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还间断夹杂着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点滴介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由少到多.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其作用之一是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式的科学研究方法,摧毁了旧的封建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介绍和传播,经过近20年的曲折积累,同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后来,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理论斗争也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斗争了. 　　西方原著译本的出现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留学生回国后,痛感国家的落后,认识到经济理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是“立国之大本”,因此他们任教高校、组织社团,广泛宣传西方经济学说,马寅初1923年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经济学术团体――中国经济学社.当时的学者也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经济理论探讨的社会基础不同,提出创立中国经济学说的设想,但当时情况下,经济发展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成了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人们的目光因此更多地转向了应用经济学,包括马寅初在内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学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某国的经济情况,为该国家制定适当的财经政策,从而提高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认为理论问题是次要的”.这一切使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经济思想研究在中国发展缓慢. 　　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涉及到各个时期的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19世纪以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20世纪以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为主流.美国制度学派在中国曾风行一时,与当时许多学生在美国留学时其占指导地位的经济学学派以及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有关,对中国人来说接受起来有一定的继承性.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留学美国时,导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E.R.A.赛李格曼.美国制度学派是19世纪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主,并因此得名.它不同意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使用的演绎法,不同意19世纪70年代后资产经济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采取的是历史潮流归纳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种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也是德国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饱受国家制度干预经济活动传统熏陶的中国人十分想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这种落后状态.他们认为中国的幼稚企业先要在政府的保护下发展起来,发展到中国的国民经济能够独立自主,自由贸易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经济,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等发展中国工商业成为相当长时间的提倡.孙中山在考察了西方经济后,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强烈主张国营经济和国家干预.这种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主张,对于加强集权统治有利,因而也被当政的国民党利用和发展.这种既继承了封建老传统又继续了孙中山信传统的局面,加之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使中国人在众多西方经济学派中更多地接受和借鉴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成为可能.但这些学派在1940年代后就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所取代. 　　从1840年算起的100年间,中国在经济思想领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统治地位,被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所否定,然后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了维护自己已经夺取的统治地位,又对同样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抵制和攻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成了后来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依据.没有舶来经济学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学,有很多学者认为,在整个20世纪的上半期,中国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当时的论著思想几乎都是舶来品. 　　二、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方经济理论传导者 　　自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经济学开始逐步摆脱此前那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模式,而专注于单纯的经济理论研究.这种状况在上个世纪的下半页又出现了转变.1940年代以前,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集中在英国的剑桥大学,这里有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以及经济理论研究中少有的女性学者琼.罗宾逊夫人.虽然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战乱不断,但这些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是很顺利的传入到中国,这中间,早年留学欧美的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那些留学归国者当中不乏理论造诣很深的人,如时任蒋介石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要说经济理论没有发挥可能的政策作用,即使在国内正常传播也没有可能. 　　结束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中国也确定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选择,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先前留学欧美的学者的工作也开始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批判他们学习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