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了一个别人的文章,您看看,我觉得会有启示 　　农业文化遗产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稻田养鱼为例 　　徐旺生 　　一、环境问题由来已久 　　20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工业化也成为的主旋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迅速发展了以石油武装起来的,以机械化、化学化和能源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农业,迅速获得巨大的效益.尽管因为机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大量使用,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满足了因为迅速人口膨胀所带来的对粮食的需求.但是一系列不良的后果却触目惊心,如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动植物品种单一化和种质资源流失等等.增施化肥和农药不仅污染土壤环境和作物,最后富集到人体内,影响人们的健康.过分依赖现代技术而产生的合成物质,地球难以自净,土壤难以消化,特别是它超过了河流中水的自我修复阈值,使得污染无处不在.基因工程把外源基因引入玉米、大豆、棉花、水稻等作物体内,使其具有抗病虫害和杂草的能力,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农药污染问题,但是无法预见它们在长期大规模推广以后,将会带来那些负作用?DDT残留的为害是普遍使用数十年后才发现,停止生产和使用几十年后的今天,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发达国家纷纷行动起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等问题也日益严峻.可持续问题尤其需要人们给予关注. 　　实际上,早在此前的1962年,美国人卡逊陈述了一个可怕现实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问世.虽然卡逊指出的现象并非完全是由农业造成的,但是农业应该占住其主要成分.此后的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著名论断. 　　更早的是在美国,19世纪初由于严重的地力衰退问题,促使美国政府寻找解决办法.自18世纪初开始,英国人到美洲开垦土地,大肆砍伐森林.独立后的美国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农业粗放式经营的特点,劳动力的匮乏和土地无限富裕的矛盾加剧了这种粗放经营.农民一味地耕种和收获,认为可开垦的土壤无边无际,不关心如何保持土壤的肥力.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人们不愿施肥,因为买一英亩新地比为一英亩土地施肥还要便宜”[1].由于那时的人口基数低,农业特别是土地资源丰富,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不很突出.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独立后不到100年间,就出现了因植被破坏而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用地与养地不当造成的地力衰退等问题,美国政府不得不到处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们关注到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大得多,可持续问题却没有那么严重.于是在1909年联邦政府派遣了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FranklinHiramKing）到中国寻找传统农业的宝贵经验.金以一个农业土壤学家的锐利目光,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对中国农业和农村进行了认真考察和研究.回国后写成了《四千年的农民》（FarmersoffortycenturiesorPermanentagricultureinChina,KoreaandJapan）,书中介绍了中国4000年来悠久的农业成就,独特的精耕细作、农作物轮作和水土保持的思想,认为中国传统农业以豆科植物为中心的合理轮作、施用厩肥、堆肥等8个方面值得美国农民借鉴,提出了最初的有机农业思想[2].该著作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东方农业没有全面认识的背景下,引起了美国农业界和农学界的极大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对包括英国霍华德和美国罗代尔在内的后来从事有机农业的学者产生了影响和启示[3]. 　　然而该书的出版并未解决业已存在的环境问题.美国到1933年至少有5000万英亩土地成了不毛之地,12500万英亩因侵蚀而地力倍减.1934年一次灾难性的黑风暴圈走了3亿吨的土壤,使（小麦）当年冬小麦减产102亿斤[4].1935年大尘暴卷土而来,此后出现连续3年的大干旱. 　　20世纪美国情况确实不好.但是在中国,问题出现得更早,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类似的环境问题.孟子早就指出,齐国东南的牛山之所以“童山濯濯”,即因过度的采伐和放牧之故,孟子以“养”和“用”的关系说明：“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用和养平衡的办法是“数罟（过密的渔网）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很合乎生态平衡的原理,能够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管子》,《荀子》,《淮南子》中都有较孟子更详细的论述和主张,这是局部地区的滥砍滥伐,滥捕滥捉所受自然的报复以后,所得出的深刻教训.其中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过密的渔网）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区,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 　　（二）生态脆弱型 　　在环境依赖型的背后,同时还存在较严重的生态脆弱.这不仅表现在北方的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的西南山区,同时也表现在经济重心的江南一带. 　　由于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于是西南山区大量被开垦,东南一带也出现了梯田,水土流失不可避免.宋元时期为了缓解人口压力,还出现了柜田、葑田、沙田、涂田等多种形式,都是利用各种可能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养活更多的人口. 　　在国家经济赖以维持的江南地区,由于圩田在宋元时期不断扩大,与水争田的结果是破坏了水系,造成了水害,常常致灾.宋代农民不断有“复湖”和“废田”的呼吁,宋孝宗曾经说过：“浙西自有围田,即有水患.”南宋时曾经多次下令禁止围田和复田为湖,但因为权贵所梗而不能行.清代魏源在《湖广水利书》中说,由于圩田和围田的不断扩张,结束了“历代以来有河（黄河）患而无江（长江）患”的历史,长江开始成灾. 　　更加直接的描述可从民谚中看到,说明程度和范围并不小.在前述的“湖广熟,天下足”流行的同时,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要收一年顶十年收”之谚流行.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一年要顶十年收”,但是这种经济类型非常脆弱,常常是“十年九不收.”因为大量围垦湿地,一旦洪水来临,无处行洪,成灾绝收.中国历史上灾荒严重,自宋代开始即有救灾著述问世,明清时期更多.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稻作的发展,相对于旱地的麦作和粟作,对环境的破坏相对来说要小很多,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引起水土流失.而南方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是山地旱作所为,特别是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后,对西南山区环境的破坏.能够种水稻的地区,多是低湿地,本身水源较充分,生态恢复能力很强.所以稻作支撑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明的进步,并延续至今,它的高产养活了东南一带稠密的人口,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稻作文明支撑了中华帝国文明后期的发展. 　　在南方,生态脆弱性的体现与北方性质完全不同,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山区由于旱作而不是稻作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表现在西南地区；其二是湖区对湿地的围垦,导致洪水时无法泄洪,引发灾害,主要表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因此,如果不是古代的人们发明了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