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颠与主义》,“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靠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们通过争论,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立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强的反响.“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一次论战,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或主观与客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开展,面对中国革命大起大落的复杂形势,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共产党人纷纷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的苦苦探索.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独特的理论勇气和惊人的求索能力.他利用并创造一切机会对中国的过去及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结合井冈山的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等亲身体会,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发现并提出中国革命迥异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而不是像西方主要解决阶级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它是一支中间力量,可以争取为革命的同盟军,而不能像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时将其视为革命对象;中国革命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广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把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首先是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首先举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等等.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尽管东西方的国情差异日渐明朗,但由于毛泽东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他的思想没有能够在党内起到决定作用,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倾向,本本主义依然在党内屡屡泛滥成灾,终使土地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红军被迫长征北上.随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定和革命大本营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继续专注于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篇文章,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一系列著作,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趋向成熟.1942年,毛泽东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得到了彻底清算,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最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个不用说了吧,打了半天,休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