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翻译的作者写的,我与普希金的中国翻译家们最早跟普希金的作品结缘,是在2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借到一本戈宝权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编译的《普希金文集》,我平生第一次被诗歌的非凡魅力所征服!普希金那朴素、凝练、动人、明朗如水晶一般的文笔使我深为倾倒.书中收入的几十首诗,我几乎能全部背诵.花了两三天时间,我将长诗《茨冈》抄录下来,订成了一本小册子——这是我平生所抄的第一本书.普希金的中国粉丝,又有谁不熟悉大翻译家戈宝权呢?他编译的《普希金文集》,从1947年初版起,10年间共重印9次,总印数达12.4万册,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印量!1988年,我有幸得到了戈老签名钤印惠赠的新版《普希金诗集》,北京出版社1987年首版,塑面软精,装帧精美,图文并茂.扉页戈老题字:“1988年6月30日,时为参加全苏联‘普希金诗歌节’归来之日.”有意思的是,因戈老给我题字时年事已高,写的字又细又密,有好几个字我根本无法辨认,只得写信并寄去复印件请教他的夫人梁培兰老师后才弄清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1995年的《普希金文集》七卷集,寒斋的书架上原有四卷,是在邻县的新华书店里发现的.虽不全,我亦欣然购置.因出版有年,为了配齐全套书,我只好给该文集的主编卢永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收到回信说:“看到你的信,很让人高兴.我爱普希金,没想到,在遥远的贵州,还有一位爱普希金的朋友.不过,《普》七卷集一般都是一次卖的,不零卖,你怎么会只买到几卷?我可以把我的整套拆散寄送给你.我已年纪大了,成全爱好普希金的朋友也是一乐事也!”为了普希金,著名的翻译家冯春先生在酷暑下挥汗,在严寒中颤抖,牺牲一切娱乐和爱好,把每个夜晚都献给普希金,利用20年的业余时间,独立翻译出版了洋洋十大卷《普希金文集》.得知我的藏品尚缺他翻译的普希金小说后,慨然将两册签名寄赠给我,说:“这两本书除收入《普希金小说集》外,还收入普氏的一篇重要散文,内容更丰富,我想可以满足您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王智量先生,从22岁起就与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已过了古稀之年,还在孜孜不倦地修改和校订.从1956年他开始翻译《奥涅金》,到他只剩头上一顶“右派”帽子,失去干部身份、健康甚至户口来到上海时,随身的行李是几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都是《奥涅金》的译稿)的手提包.“文革”中,智量先生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默默地坚持翻译这本俄国文学的“皇冠”,译稿又至少重译重抄过上十遍.直至1985年,这部穷尽先生半生苦功,几遭劫难的译本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智量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谢谢您喜欢我的译文,请多多指教才是!书我是托人从浙江买来的,可能有错页,请您仔细查看.收到书以后,望能告知,以免挂念!”赠书的扉页上,智量老师写道:“愿我们一同学习,一同进步.”普希金有几句诗这样写道:“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朋友们,随便你们想去任何地方,……不管是到遥远的中国长城边上……”其实,向往长城的普希金并未真正到过中国,但他伟大的作品却永远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中.他若九泉有知,在中国有这样一大批传播者和知音,我想一定会为他们写一首激情澎湃、感人至深的优美诗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