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变法通议》内容及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震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灼识! 　　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焉而从事矣.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